环境部:已启动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准备工作 争取明年列入立法计划

例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可以整合为一部。

另一方面，按照《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第7条之规定，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能够以听证员的身份参与听证。  其二，外部合力的形成。

实践中，检察机关亦缺少主动参与数字检察建设的动力与能力，科技人员又对检察工作了解有限，可能发生"数字技术引领司法"替代"数字技术服务司法"的问题。而检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例如，关注当事人实质诉求也不是毫无底线地迁就当事人、满足当事人的诉求。就典型案例来看，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均是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即依法履职与能动履职相结合。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

部分行政争议表面是行政程序争议，但实质是当事人的权益未能获得保障，导致同一争议引发诸多行政诉讼。"检察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需要坚持人民在检察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体现民主价值。因此，虽然可以通过宪法来对法律进行个案解释而认为法律合乎宪法，但不得逾越司法权的界限，通过宪法来进行立法。

[87]当然，从德国的实践来看，联邦宪法法院在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时，常以转换法条含义的方式来达到合宪的目的，换言之，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宪法精神来扭转法条的通常理解，而避免宣告其违宪。在这种对立法的偏袒下，对即使存在部分违宪可能的法律，通过合宪性解释使得该法律全部有效，进而摆脱是否合宪的困境。[18]通过考察合宪性解释的源流可见，瑞士学者坎皮休和穆勒在概念中所含括的单纯解释规则并非该方法的核心要义。此即合宪性解释，[44]并没有厘清其中的具体内容。

与此内容相契合，美国也存在同样的司法方法，即回避宪法方法，意旨当一个立法存在两种解释可能，其中一种解释将产生严重且带有疑虑的宪法问题，而另一种解释可以回避之，那么此时法院的职责是采纳后者。[52]See The Avoidance of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Federal Court Treatment of the New Habeas Provisions, 111Harv. L. Rev.1578-1595(1998).[53]参见前引[27]，黄茂荣书，第319页以下。

由此，对于复数解释中法律合宪解释可能的达致，在逻辑上有以下组合的可能：A.宪法规范明确，而在复数法律解释中，存在法律合宪解释与违宪解释的可能。就回避宪法方法而言，法院基于司法裁量权以及对立法者的偏袒选择合宪的法律解释而排斥可能更具合理性的违宪情形，在未触及立法目的的前提下，确实可能出现这种偏袒的结果与立法机关真正的立法目的不相一致。既然每个法院对于一般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越来越多地受到宪法的深刻影响。(三)合宪性解释方法的特性由于普通法院的一般性司法权与宪法审查权职能有别，其围绕合宪性解释方法所呈现的内容也有所差别。

任何主张其解释结果正确者，对这所有的解释观点都必须一并考量。有学者对德国所采行的集中式宪法审查模式从功能的角度进行了驳斥，认为如果采用德国法制，并不能让人民在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迅速直接的救济机会。再次，从法院在政制中的发展来看，赋予普通法院享有一定程度的宪法适用权，有助于提升法官职业团体的宪法素养，有助于维护司法尊严。第二，作为宪法方法的合宪性解释具有特殊的拘束力。

这样的定位来源于宪法诉愿的补充性这一基本思想：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诉至宪法法院才是具有适法性的。[57]在State v. Globe Communications Corp.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只要可以做出合宪性的法律解释，法院必须尊重立法机关的行为，避免法律与宪法相冲突。

形式审查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对所适用的法规范是否符合上位法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形式性审查，如果认为其违反了上位法，那么可以拒绝援用，但不能进行实质性的效力判断。[39]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许多公私企业常与女性受雇者约定一经结婚即须辞职之约款，台湾地区司法院认为此破坏了宪法上男女平等的原则以及有关结婚的基本自由及权利，可认为违反了民法之公序良俗条款。

[6]这些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欧陆法而缺少对美国法的溯源及认识，[7]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欧陆法及英美法不同背景下合宪性解释所共通之法理的认识。这种逻辑安排的正当性表现在：(1)由于宪法的规范位阶最高，当出现法律漏洞时，首先寻求一般法律规范体系内的方法，然后再寻求与宪法直接关联的方法，这符合法规范体系内在的秩序性要求。所有的法规所形成的法秩序应该有其一贯性，并服膺宪法之规定及理念，因此一个法律必须由宪法的基本理念来检讨及补充。[66]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还可以从现代法治国的立法优位理念得到说明。德国学者贝特曼教授认为合宪解释是一种假借名义，或冒名顶替的解释模式，毋宁是一个错误的措辞。[27]黄茂荣教授指出，当宪法对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皆有直接拘束力(直接性)时，则一方面在立法阶段，立法机关应避免制定有体系违反的法律规定。

由此可见，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宪法存在的目的之一在于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37]前引[1]，苏永钦书，第96页以下。如果有，则应尽其可能，在法律解释或法律补充中，透过体系因素的考虑，排除体系违反的规定。

然而，普通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对宪法予以借援的正当性也存在争议，其主要围绕普通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展开。(2)对由于社会变迁而使立法规范不能完全对应社会现实的情形，司法者基于不得拒绝审判等义务，可以在遵循上位法规范的前提下通过相应的方法论进行一定的解释性适用。

[42]参见前引[3]，施莱希等书，第454页以下。[56]BVerfGE 40，88.[57]See U. S.v. Harriss, 347U. S.612，(1954)。所有的法院在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过程中，都有权力和义务寻求宪法依据。[67]德国法治也与此相通，秉持立法机关在现代分权架构下就立法而言当然享有优先权，即相对于其他权力，立法权在创法的程序中有优先的地位，虽然这并不排除司法权有参与创法的可能。

尽管国家的法律不属于最高的宪法，但解释方法上应该避免与基本性法律相冲突的原理与回避宪法方法是相通的。[9]其实从其历史发展来看，早在1804年，马歇尔大法官在Murray v. The Schooner Charming Betsy案中便指出，对议会的法案进行解释，如果存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解释可能，那么就不应该将其解释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但该方法的核心要义在于，即使违宪解释相比较合宪解释更具表面上的合理性，仍采用合宪解释。这种宪法上的半阴影实际上具有与宪法同样的禁止效果。

如果从根本上怀疑法院具有判断法律违宪性的能力，那么便有足够的理由对其具有判断法律无违宪性的能力持同样程度的怀疑。按此逻辑可推演出合宪性解释方法，即在多种解释并存时，优先选择合宪解释，除非明显地超越了文义范围。

同时，对于一些可以通过在法律规范内部解决，或者争议性高的法律，包括合宪性或政策妥当性等，应该避免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迎合其合宪化，[91]这样将使得法院的司法职能偏离其本来分工，而掺搅于政治或政策决定之中。其次，多种可能性解释中必定包含合宪的解释可能，虽然这种解释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呈现。[6]参见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我国宪法规定了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更排除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法院来监督宪法实施的可能。

[86]此时并非一味地适用合宪性解释并去回避宪法问题。第三，该方法在效果上均尽量回避宪法问题。

通过比较分析，可见合宪性解释方法在集中式宪法审查模式与分散式宪法审查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及理论，进而可以窥见其在宪法方法及法律方法层面所具有的不同内容，并使其有可能融入中国的法治实践。[76]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封闭立法自我纠正的空间，并造成立法自我纠正与司法公信力之间的制度性冲突。

四、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德国、瑞士学者对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一般从三个层面展开。如此，似乎和法学对法条解释所要求的客观原则有违。